《辽史》撰成于元朝，全书一百一十六卷，包括本纪三十卷，志三十二卷，表八卷，列传四十五卷，国语解一卷。辽史》记载的是辽朝的历史。辽朝是十世纪至十二世纪前期契丹族在我国北部、东北部以至西北部辽阔地区建立的强大王朝。契丹的名字，最早见于《魏书》，它的含意，据《金史》上说是“辽以宾铁为号，取其坚也。”现代史学界虽有不同看法，但多数仍持此说。契丹族的祖先属东胡的一支。后又为鲜卑一部分。原居辽河上游一带，在悠长的岁月里，纵横于千里草原上，“草居野次，靡有所定”，“生生之资，仰给畜牧”。从东晋到隋唐之际，契丹有八个部落；到唐朝末年，契丹势力开始强大起来；十世纪初，契丹领袖耶律阿保机称帝，建立契丹国，都城设在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到辽朝第二代皇帝耶律德光时，改国号为辽，以后有时称辽，有时称契丹。辽朝与北宋、西夏并立，比北宋的疆域还要大。
阿保机建国后。任用汉人韩延徽等，接受了汉族文化。受中原皇朝重视史学的传统的影响，在政府机构中，设有国史院，置监修国史、史馆学士、史馆修撰、起居部、起居舍人等史官。像辽景宗耶律贤统治时期，就以枢密使、北府宰相室防监修国史。室防修“实录”二十卷，受到辽圣宗的表扬。辽兴宗耶律宗真时的史家萧韩家奴，能坚持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秉笔直书。有一次，辽兴宗出去打猎，跟从他的人中有几十个被熊、虎咬死咬伤，萧韩家奴如实记载了这件事。辽兴宗看到后，命令他删去这个内容。萧韩家奴删去这个内容后，重又写上去。几天后，辽兴宗看到萧韩家奴的记载说：“史笔当如是。”正是由于辽朝统治者重视修史，因此辽朝的史料能够保存下来，为以后修辽史提供了有利条件。
辽朝受汉族文化影响很大。早在辽太祖时，就设有“监修国史”的官职。从辽圣宗时起。仿照五代和宋朝，编修了“实录”。辽末天祚帝时，又让监修国史的耶律俨修太祖诸帝“实录”。辽朝时，也沿用唐及五代各国的制度，设立有国史馆，修纂有起居注、日历、实录、国史等，但这些原始材料大部分已经散佚。元后期修《辽史》依据的主要是辽、金、宋人的著作中的第二手资料。原始文献主要只有以下几种：一、辽耶律俨的《辽实录》70卷。二、金陈大任的《辽史》。金灭辽之后，曾两次下令纂修《辽史》。一次是在熙宗皇统年间（1141—1149年）由耶律固主持修纂，由其弟子萧永琪最后完成的《辽史》75卷，但未刊行；一次是在章宗时期，因为皇帝的重视和支持，这次修《辽史》颇花了些功夫，时间长达17年之久，参加的史官除陈大任之外，还有党怀英、郝俣，移刺益、赵沨等十余人，最后由陈大任完成。后人一般称此书为陈大任《辽史》。不过此书亦未正式刊行，到元修辽史时稿本已散佚无存。三、南宋叶隆礼的《契丹国志》。第二次在完颜璟（章宗）时代，由移剌履、党怀英等十三人纂修，泰和七年（公元1207年）由陈大任最后完成，后人称之为陈大任辽史。当时由于修史的所谓“义例”未定，主要是金朝继承哪一朝的“帝统”问题还未解决。所以陈大任辽史也没有经金朝批准刊行。
元代《辽史》的编写是从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开始的。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七月，原金朝状元，时任元朝翰林学承旨的王鄂，向元世祖忽必烈建议修辽、金二史，忽必烈接受了这一建议，但因军事繁忙，时局未稳，没能实行。
至元元年（1264年），王鄂再次建议修辽、金二史，时元翰林国史院也建立起来，但这一次也未见诸行动。以后仁宗延佑、文宗天历曾多次诏修辽、宋、金三史，都因正统问题的争论未决，义例未定，因而都未成功。直至元顺帝至正三年三月（1343年），在右丞相脱脱、平章也先帖木儿、铁睦尔达世、右丞太平、参议长仙、郎中孛里不花、员外郎老老等人的奏请下，诏修辽、金、宋三史，在君臣同心、而且由脱脱裁定三史各为正统、从而彻底解决正统、义例问题的前提下，《辽史》才最后纂修成功。当时以脱脱为辽、金、宋三史都总裁官，《辽史》的总裁官是铁木儿塔识、贺惟一（太平）、张世岩、欧阳玄、揭傒斯、吕思诚。由廉惠山海牙、王沂、徐昺、陈绎曾等4人分别执笔撰写而成。与金章宗时修《辽史》不一样，元代在组织撰写、成书，特别神速。从至正三年四月（1343年）始修，至次年三月便大功告成，只用了11个月时间。
《辽史》的特点是列表较多，共有八表，仅次于《史记》和《汉书》。《辽史》的表多，减少了立传之繁，省却了许多篇幅，弥补了纪、志、传记载的不足。其中的《游幸》、《部族》、《属国》三表，是《辽史》的创新。通过列表，使读者对各部族、各属国的情况，以及与辽朝中央的关系，都一目了然。减省了不少笔墨。当然，表里记载的材料难免与纪、志、传中的重复，但列表多弥补了《辽史》过于简略的缺点，从而使“一代之事迹亦略备”。
在《辽史》的志书中，新创《营卫志》，记载了契丹营卫概况、各部族的建置和分布等；把《兵志》改为《兵卫志》，记述了辽的军事组织情况，包括御帐亲军、宫卫骑军、大首领部族军、众部族军、五京乡丁、属国军、边境戍兵等等。这两种志书对了解和研究辽代的政治、军事和民族情况有很大帮助。
另外，《辽史》的最后有《国语解》一卷，对书中用契丹语记载的官制、宫卫、部族、地名等分别加以注释，为阅读《辽史》提供很大方便。不过译音有不少错误，后来清朝时敕撰的《辽金元三史国语解》，弥补了这一不足。
近人说《辽史》“在历代正史中最为下乘”，此说不无道理。《辽史》同《宋史》一样成书也很仓促，而依据史料范围又比较狭窄，书中的缺陷确实是比较多的。《辽史》所据资料既少，又匆匆成书，存在许多缺点便是很自然的了。因此，数百年来，一直受到学者们的批评和指责。清代史学家顾炎武、钱大昕、赵翼等对它都有过评论。概括地说，其缺点主要表现在：第一，过于简略，以致漏载了许多修史所必不可少的内容。如建国后，曾几次改变国号，先称契丹、后称大辽、后又称大契丹、又后复称大辽。这样重大的事实，在《辽史》中竟然没有反映。又如从整体上看，《辽史》有116卷，卷数为《宋史》的1/5，而字数却仅47万字，只有后者的1/10。第二，记事前后矛盾。如《太祖记》载：
“天赞三年，获甘州回鹘都督毕离遏，因遣使谕其主乌母主可汗。”而《属国表》记载同一事件却说成是“天赞三年，获甘州回鹘都督乌母主可汗。”究竟俘获的是毕离遏还是乌母主可汗？使人无所适从。第三，记事错误甚多。其中既有纪年错误，如《太祖纪》：元年（907年）“夏四月丁未朔，唐梁王朱全忠废其主，寻弑之，自立为帝，国号梁，遣使来告。”而据欧阳修《五代史记》等书记载：宋全忠自立为帝是在四月甲子，明年正月才弑济阴王；也有文字、史实错误，如《辽史》中记载道宗有寿隆年号。这显然是错误的。因为第一，道宗先帝圣宗名隆绪，断无取祖先名字作年号的道理。第二，现在所见辽代碑刻、钱币皆作“寿昌”。
元修辽史时，既没有认真搜集和考订史料，再加上纪、志、表、传之间相互检对也很不够，因此前后重复，史实错误、缺漏和自相矛盾之处很多。甚至把一件事当成两件事，一个人当成两个人或三个人。这种混乱现象在二十四史中是很突出的。但由于耶律俨实录和陈大任辽史都已失传，元修辽史成了现存唯一的一部比较系统、完整地记载辽的官修史书。它提供了一些研究当时阶级斗争、生产斗争、民族关系等问题的材料。
例如，天祚纪反映出，当辽朝对女真的战争节节失败的时候，汉族农民和各族人民纷纷起义，其中由安生儿、张高儿领导的起义军多达二十万人。又如营卫志、礼志提供了契丹部落的建置、分布，以及游牧民族风俗习惯的材料。地理志和百官志记录了当时的地理建置和农牧区统治机构的概况。本纪、部族表、属国表、二国外纪等部分还保存了一些研究契丹以外各族历史以及中外关系史的参考资料。从辽史里还可以看到，当时草原上由于农业的发展，手工业人口的增加，逐步出现了一些农业聚落和城市。特别是先后建立的上京和中京，与南京（今北京）有着密切的联系，从而沟通了这一广阔地区的经济和文化。
《辽史》的缺陷虽多，《辽史》作为现存唯一的一部比较系统、完整地记载了辽朝历史事实的著作，其珍贵和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且《辽史》保存了许多由耶律俨的《辽实录》和陈大任的《辽史》二书所记载的许多材料，因而其史料价值还是比较高的。后人对《辽史》的增补、校注，有清朝厉鹗著的《辽史拾遗》二十四卷，搜集各类书籍三百余种，对《辽史》加以补充校订，很有参考价值。此外还有清朝杨复去著的《辽史拾遗补》五卷，对《辽史》进一步作了补充。
脱脱（1314年~1355年）亦作托克托，蒙古族，字大用，蔑里乞氏。幼养于伯颜家，从浦江吴直方学。元朝元统二年（1334年），任同知宣政院事，迁中政使、同知枢密院事、御史大夫、中书右丞相。当时伯颜为中书右丞相，权倾朝野，向为顺帝所忌，脱脱恐受其累，与顺帝密谋除伯颜。后改伯颜旧政，复科举取士。
脱脱在四年多时间的改革中，使元朝末年的昏暗政治一度转为清明，取得了不少成绩。至正四年（１３４４年），脱脱因病辞职。五年后，即至正九年，脱脱再次被起用。此时，灾荒频频，国库吃紧。为了缓解危机，脱脱更改钞法，印行至正交钞，并整顿河患。至正十二年（１３５２年），率兵参加镇压徐州芝麻李红巾军起义，执意屠城，军事成就卓著，功封太师。十四年，讨伐高邮（今属江苏）张士诚起义军，被士诚击败。至正十四年（1354年），他被朝中政敌弹劾，流放云南。至正十五年（1355年），被元顺帝派人毒死。二十二年，昭雪复官。
元朝建立以后，宋辽金三朝的历史一直没有正式编写过。至正三年三月，公元１３４３年，元顺帝诏修辽、金、宋三史，脱脱担任总裁官。脱脱组织了汉族史学家欧阳玄、揭悉斯等人，畏兀儿族人廉惠山海牙，沙剌班，党项人余阙，蒙古人泰不花等人一起参加修史，开创了各族史家合作修史的先例。后来，这三部史书被列入中国正史《二十四史》，而二十四史中，只有《宋史》、《辽史》、《金史》三部是少数民族宰相主编的，也只有这三史是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历史学家共同完成的。
